华南农业大学昭阳湖畔西侧，临着植物种质创新与细胞生物学实验室，农学院八楼有一排生机盎然的野生稻，它们来自广东高州、佛冈、遂溪、增城、博罗、惠来和江西东乡、海南琼海等地。
野生稻对面的照片正是它们的收集者——卢永根。他是作物遗传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前校长。2001年10月7日，在佛冈县龙山镇湴镇村石鼓岭，卢永根拄着拐杖，拍下了这张照片。他简易的红帽子下，脸有暴晒过的痕迹。
此时他已71岁，听说广东佛冈山间有野生稻，兴致勃勃地跟着学生翻山越岭去到田间。这株野生稻位于靠近山顶的一处凹陷的山塘“天坑”中，四周被乔木和灌木包围。沼泽地，有山泉，路难走。卢永根不觉得麻烦，“作为一名农业科学家，你必须把根深深扎在泥土里，一定要亲自察看现场，不能遗漏一丝一毫的细节。”
作为一名老党员，卢永根毕生致力于水稻遗传育种研究和农业科学教育事业。他的笔记本扉页上，写着自勉的四个“一点”：多干一点；少拿一点；腰板硬一点；说话响一点。2017年，卢永根被评为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2018年被选为“感动中国2017年度人物”；2019年8月12日，卢永根在广州逝世，享年89岁。2019年，中共中央宣传部追授卢永根“时代楷模”称号；2020年，中共中央追授卢永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半为儒者半为农
1930年，卢永根出生在香港一个中产家庭，排行老四，父亲是律所的高级职员。1941年，香港沦陷，正读小学六年级的卢永根被送到广州花都乡下避难。在《我的科教生涯》一文中，卢永根回忆：“在家乡两年多的逃难日子里，我加深了对农村的了解和认识，同情农民，乐于同农民亲近。”这期间，父亲托人捎来两句家训：“身劳苦学”；“既买锄头又买书，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儒者半为农。”
16岁时，卢永根开始在香港培侨中学读高中，这被他认为是“树立人生观的重要三年”。此时正值解放战争时期，卢永根也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同志会”和中共地下党。高中毕业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离开香港，回到内地的岭南大学读书、从事革命工作。
1984年，卢永根在华南农业大学红满堂草坪上给牧医及农学系学生作了题为《把青春献给社会主义祖国》的报告，讲到这段青年时期的经历：“我为什么要摒弃比较安逸的生活，放弃个人名利而回内地呢？主要是日本侵华战争的现实教育了我，使我觉醒到当亡国奴的悲惨。我是炎黄子孙，要为自己的祖国复兴效力。”
1952年11月，中山大学农学院、岭南大学农学院和广西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及病虫害系的一部分合并成华南农学院，卢永根随之成为华南农学院大四的学生。毕业后他留在华南农学院担任作物遗传育种学的助教，开始了水稻遗传育种研究工作。
1955年8月，卢永根参加教育部委托北京农业大学举办的全国作物遗传育种进修班，接触到了摩尔根遗传学说。生物学史上，曾存在着摩尔根学派与米丘林学派的争论——美国生物学家摩尔根以果蝇为研究对象，创立了基因学说，提出基因控制生物的遗传与变异；苏联植物学家米丘林则主张通过外界环境作用定向培育生物的生长发育，否认“基因”这种“特殊”物质的存在。
分子生物学的建立，进一步证明了摩尔根学派的正确。今日，摩尔根学派已成为现代遗传学的根基。但上世纪50年代，中国基本只认可米丘林遗传学，反对摩尔根遗传学。
“当时正大力倡导学习苏联，学习‘先进的’米丘林遗传学，批判‘反动的’、‘唯心的’摩尔根遗传学。北大有两位全国知名的教授‘屡批不改’地支持摩尔根遗传学观点，一位是杂交玉米专家李竞雄，另一位是植物多倍体专家鲍文奎。”卢永根回忆，“实践证明李、鲍两位教授是正确的，让我觉得一个科学工作者应该诚实、正直，坚持实事求是，敢于独立思考，不赶浪头。”
作为传承的野生稻
20世纪30年代，我国水稻育种领域有着“南丁（颖）北赵（连芳）之称。作为中国现代稻作科学的主要奠基人，丁颖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日本学者渡部武主编的《中国的稻作起源》一书将丁颖称为“中国稻作科学之父”。
1957年，作为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兼任华南农学院院长，丁颖在华南农学院给高年级学生讲授专业补充课，内容是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演变和中国稻作区域划分，深深吸引了卢永根。1962年，卢永根开始担任丁颖的秘书、科研助手，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
1926年，丁颖在广州市东郊区犀牛尾的沼泽地发现了普通野生稻自然杂种后代，首次用野生稻与农家种杂交育成了“中山一号”，即世界上第一个具有野生稻血缘的新品种。
“中山一号”开创了栽培稻与野生稻杂交选育新品种的先河，出现了“农人争种中山白”的盛况。由此衍生的品种，推广时间超过60年，累计推广面积达1.24亿亩。这个发现，印证了野生植物种质资源是蕴藏丰富的自然财富这一观点。所有栽培植物，均由野生植物或从野生植物中筛选出的特殊种质经杂交育种而成。植物种质资源是在不同生态条件下经过上千年的自然演变形成的，有各种潜在的可利用的基因。
“种质资源是非常重要的，”卢永根的第一个博士生、华南农业大学原农学院院长张桂权强调，“要把这些不同的、分散各地的水稻种质资源收集起来，再比较有什么差异、优点、缺点、特点，研究怎么去利用它们。育种都要有一个亲本，我们不可能无中生有地培育出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所以野生稻种质资源是要保存下来的，要有这个意识。”
丁颖去世后，卢永根继承了这份责任。他将丁颖生前收集的七千多份野生稻种和许多尚未整理的科研数据，扩充到一万多份，成为我国水稻种质资源收集、保护、研究和利用的重要宝库之一。
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刘向东作为卢永根招收的第三个学生，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当时也没有像样的实验室，没有保存稻种的条件。相比在实验室搞实验和写论文，这项工作学术成果‘显示度’并不高，每隔两年，要把土壤翻新，重新播种，工作量非常大，费力不讨好，如果是一般人就放弃了。”但卢永根坚持了。
1979年，卢永根负责的“华南农业大学稻属种质资源保存基地”建成。
2007年，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卢永根表示，野生稻在水稻的常规育种、杂交稻育种、生物技术育种和稻种起源、演化及其分类等基础理论研究中都起到重要的物质基础作用。“在进化过程中，植物在自然环境中形成了很多带有抗性或有助于高产稳产的基因，然而由于人工育种过程的介入以及农药化肥等的施用，这些基因在人工环境下已经丢失。在保护环境、回归自然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有很多我们需要的东西还只能从野生植物资源中寻找，野生稻便是其中极其重要的来源。”
今天，华南农业大学稻属种质资源保存基地已扩建至7000平方米，有网室、温室、居群池、繁殖区和盆栽区，继续着“丁氏收集的稻种种质资源”和卢永根院士收集的野生稻保护、利用与创新。
到田里去
20世纪80年代，卢永根开始带领团队研究水稻的杂种不育性。籼稻和粳稻是亚洲栽培稻的两个亚种，从地理分布上看，籼稻多种于湿热南方。粳稻则适于高纬度、高海拔地区种植，例如东北稻区。
“我们平常称的杂交水稻，其实是籼型杂交水稻。”张桂权介绍，籼粳亚种间的杂种优势要远大于籼粳亚种内的优势。但亚种之间存在的生殖隔离法则，会导致籼粳亚种间育性下降，以及籼粳不育，“但我们要让它的产量表现出强大优势。”
利用亚种之间更加强大的杂种优势以实现超高产，是农学在育种上从不间断的追求。
卢永根跟张桂权一起提出了水稻“特异亲和基因”的概念，以及应用“特异亲和基因”克服籼粳亚种间不育性的设想。这被业界认为是对栽培稻杂种不育性和亲和性比较完整和系统的新认识，对水稻育种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1963年8月，卢永根(右三)随丁颖院士(左三)在宁夏引黄灌区考察水稻
张桂权表示，卢永根经常下地的习惯以及多年在华农的学术氛围，让他感到育种的重要性。办公室里张桂权常年放着一辆山地车，每天都要骑到基地去，“要到田里去，要去育种。只做理论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育种家实际上现在就是新的农民，我们的研究一定要为育种服务。”
赵杏娟是卢永根的秘书，1997年自华农毕业后就一直跟着卢永根。“跟着他出去开报告，都是很有意思的，他很风趣，讲得深入浅出。”赵杏娟说，卢永根也会讲很多方言，去各种地方的田里，要跟农民打交道，很亲切，“他都会讲，粤语、潮汕话……”
卢永根也不爱麻烦人，“发表的文章、发言稿、学术报告等都是他自己去收集材料、起草的。我整理后，他会认真修改文章的排版布局，反复推敲用词造句，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赵杏娟说。
晚年，卢永根的生活保持着简朴，秉承物尽其用的传统，与夫人吃食堂里的饭菜，一身布衣。在感动中国短片拍到的镜头中，卢永根家里只有简单的几样家具：木沙发、铁架床、蚊帐和一台老式电视。
2000年6月，卢永根在水稻试验地指导博士研究生 刘向东(左)、庄楚雄(右)
人人有田耕，人人有饭吃
1994年，卢永根写了一封公开信，驳斥当时的留学生“不愿回国”的各种言论：“一切有志气的真正爱国的青年科学家都应扎根祖国，外国的实验室再先进，也不过是替人家干活。我们现在实行开放政策，有各种渠道跟踪国外的发展动态，紧密保持同国外的接触，如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出国短期访问、共同合作科研等等。在国内从事科学研究照样能出成果，关键是要努力去开拓和争取。”
他也尽心地去提供这份条件——2017年3月，卢永根与夫人徐雪宾将十多个存折里的存款，转入了华农教育发展基金会账户，前后花了一个半小时。他们将毕生积蓄8009446元捐赠给华南农业大学，成立“卢永根·徐雪宾教育基金”，用于扶持农业教育事业。
“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农业，没有离开过农业教育，他对农业真的有非常深厚的感情，他肯定是希望华农特色农学越办越好，他知道农业的重要性、粮食安全的重要性，而且知道现在学农不容易，他是为了鼓励大家学农爱农。”赵杏娟说。
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张泽民是张桂权的学生，曾跟卢永根同在一个实验室。“住院之前，他一直在关心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作为农业领域的专家，他非常关注我国的粮食进口问题。他一直说，不能因为现在国际上粮食便宜了，就可以不重视农业生产，一定要有忧患意识。”张泽民回忆。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书读，人人都是诗人，都是音乐家……我们的生活啊，就是诗境。我们的语言啊，就是音乐。”
16岁时，卢永根以笔名平原写下了这首诗。那是他对农业与未来的美好愿景。
（参考资料：《卢永根：识得神州稻谷香》《我的科教生涯》《卢永根的选择与传承》《“布衣院士”卢永根：书写大写的人生》）
